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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昌籍十一位红色人物简介
发表时间:2014-10-16 14:51:00 | 来源:平昌县文化网
  

胥光义

  胥光义,男,汉族,(原名胥光翊,别名胥鑫、胥明)生于1916年11月,四川省平昌县元石乡(原长垭乡)白马村人。胥光义的父亲胥克寻工人出身,大革命时期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入川时他亲自组织县、区赤卫队和建立乡苏维埃政权,并组建江口县第一支红军独立营任营长,后任独立团副团长。1935年,红四方面军西进时,他因战伤和疾病缠身,被留下坚持斗争,不幸在国民党反动武装的“清剿”围困中,被残害牺牲。胥光义5岁丧母,便依赖祖母过着清贫生活,他7岁时,到胡家崖读私熟,教师是他亲舅爷,对他要求特别严格,他读书也特别用功,成绩优异,于1929年考入巴中中学,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3年11月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总保卫局保卫营二连副连长和红30军80师特务营排长,保卫队政治指导员,红军大学分队长,中干队军事连政治指导员兼教员,红军大学政治部地方工作科副科长,援西军随营学校政治主任教员。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政治副主任,挺进支队政治委员,东进抗日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干部教育科科长,抗大第6分校政治部主任,抗大总校步兵科政治委员,冀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共阳泉县委书记,中共南京市第7区党委书记兼区长,第2野战军3兵团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淮海、渡江战役和解放西南。

  建国后,任西南军区支持司令部政治委员,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军区办公厅主任兼人民武装部部长,总后勤部参谋长,中共地质部党组书记、地质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常务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党的十二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六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李 勃

  李 勃(1912--1992),男,汉族,原名苟兴阳,四川省平昌县马鞍乡桂花村人,1912年7月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6岁半在其二爷办的私塾里读书,9岁开始务农,12岁跟随父亲当“背佬二”。1924年至1925年间家乡遭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为熬过这场灾难,父亲带他到宣汉县板凳桠一小店扒松毛,捡松豆糊口。后又到矿山背柴,最后回家和母亲一起靠挖葛根、脚板苕和野菜充饥。16岁那年他到一家染布店当学徒,辛辛苦苦干了5年,仍未得到工钱。1933年李勃被川军抓“壮丁”抓走,途径道子时,趁官兵喝酒之机,逃离虎口后来红军来到了家乡,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赤江县少共团委组织部长,恩阳县、汶川县、金汤县少共县委书记,红4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干事。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民运部干事兼民运工作队长、政治指导员,第18集团军政治部民运部副股长,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营副政治教导员,第2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兼山西安泽县独立营营长,八路军总部后勤部政治部组织科长,军委办公厅政治协理员,警备第1旅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反“六路围攻”、反“九路围攻”和神头岭、响堂铺、济源、铁门等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纵队第27旅政治部主任,冀察热辽军区第18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24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第4野战军48军政治部副主任兼赣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建昌、隆化、辽沈、平津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民航局上海办事处政治委员,民航局西南管理分局政治委员,华中管理分局局长,空军第4军政治部主任,空军雷达兵部政治委员,空军第6军政治委员,济南军区空军政治委员,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8月离职休息。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2年4月5日在济南病逝,享年80岁。

赵兰田

  赵兰田,男,汉族,1918年生于四川省平昌县岳家镇中民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4军11师32团排长、宣传干事第31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第28团宣传干事,红4军侦察连政治指导员、军教导团参谋、第28团干部教员。参加了“宣(汉)达(县)战役”、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第769团政治委员、团长,太行军区第4支队政治委员。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反“扫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鲁豫野战军第3纵队7旅旅长,第2野战军3兵团11军31师师长。参加了上党、邯郸、淮海、渡江、成都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师师长,第60军副政治委员,第15军副军长兼参谋长、代理军长。参加了第5次战役和金城防御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任第15军军长,空降兵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空军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4年4月17日,赵兰田因病治疗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蒲大义

  蒲大义,男,汉族,平昌县喜神乡大龙村人,1916年9月出生在一个9口之家的贫苦农民家庭。他不满7岁就给地主作放牛娃,13岁给地主当长工。1933年春,红四方面军在喜神建立乡苏维埃政权后,他首先参加儿童团并任儿童团长;同年9月参加红军,被分配到红31军93师274团3营任通讯员。1934年初,被调到274团任团部警卫班长,同年4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在参加柳林溪、广元、平溪坝等地的反围攻战斗中,顽强无畏,机智奋勇。1935年元月,被选送到红军大学深造。红大毕业后,调任红五军团任侦察排长。在天全、荣经等地的反攻战中获敌大量情报,得到首长嘉奖。1936年元月,他在红31军教导大队学习期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结业后任红31军274团特务连长。在长胜口伏击战中,他率领全连战士一举全歼敌军一个连。长征期间,他先后参加战斗数十次,八次负伤。

  “七七事变”后,蒲大义任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2营7连一排长,在山西黎城神头岭战斗中,他以一排兵力,消灭日军100余人,首次生俘日军5人,受到邓小平、刘伯承的表扬,并亲自授予他银质奖章一枚,他领导的排也命名为“蒲大义排”。1938年2月任772团1营2连连长,在彭城战斗中,旅部被敌包围,他为掩护首长及旅部转移便带领2连和临时配属的工兵连与数百之敌激战一昼夜,大部人员壮烈殉国,蒲亦身负重伤,但他仍与幸存的几名战士巍然坚守阵地,致敌寸步难移,保证了首长和旅部的安全转移。战后,彭德怀总司令授命给他记功一次。1940年,为掩护李达首长和129师师部转移,与敌血战5昼夜,被129师授奖章1枚。1941年任营长,参加“百团大战”和“反扫荡” 战斗,1944年9月调任太岳二分区20团任副团长,同年12月任山西省士敏独立团团长。8年抗战中,蒲大义参战百余次,负伤6次,受奖4次。

  1946年6月,他调任386旅29团团长时,率团投入晋南战役,在战斗中,一只小腿被炸断,他谢绝卫生员、救护员的抢救,要过一个绷带缠住血流如注的伤口,继续指挥战斗。1949年9月,他任18兵团62军186师师长时,参加了太原战役。太原解放后,奉命向西北的甘肃、青海挺进,转而由陕入川投入解放大西南战斗。成都战役结束后,蒲大义挥师越过二郎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放了康定城,并兼任康定军分区工作,率师及时歼灭叛匪,受到兵团通令嘉奖。1950年8月蒲大义又奉命率领186师开赴黔东南剿匪,历时半年,经百余次大小战斗,歼灭土匪3万余人、缴枪1.2万余支,解放了土匪盘踞的20多座县城。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在南京军事学院深造的蒲大义,率所部186师赴朝参战。1954年,他升任16军副军长。朝鲜战事结束归国,又再入南京军事学院继续学习。1955年,中央军委授予蒲大义大校军衔,1961年晋少将,并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各一枚。他从学院毕业后,任西南军区昆明炮兵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参谋长。1969年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负责全面工作。其间他携家带小,忍受伤痛折磨,深入不毛之地的云南边疆思茅,三年间走遍兵团上百个单位,涉足1500平方公里胶林,1973年4月18日终因劳累过度引发心肌梗塞,口衔药片,死在正在召开的兵团党委会议的会场。终年57岁。

姜 钟

  姜钟,男,汉族,原名姜心登,四川省平昌县得胜镇平江村人。1919年8月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姜钟自幼家境贫寒,父母兄弟姊妹共10口人,住在6间草屋内,靠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生活困苦,经常是瓜菜半年粮,遇到荒年还要以草根树皮充饥。姜钟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从 5岁起就跟哥哥姐姐上山割草放牛,7岁时随父母下田做活,9岁时父亲才将他送进私塾读书,直到1932年底共读了4年书。1932年1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到达姜钟的家乡,建立了乡、村苏维埃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父亲姜天开深明大义,看到了红军的希望,亲自为姜钟报名参加了童子团,从此,姜钟踏上了革命的道路。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于1936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0军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中共汶川县、绥靖县县委秘书。参加了“宣(汉)达(县)战役”、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第2局科员、股长、副科长、1处助理员、3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第2局1处副处长,华北革命大学第4部主任。建国后,任军委工程学校第2部主任、校教育长,军委技术部干部学校副校长,西南第2局局长,总参谋部第3部4局局长、业务指导局局长、副部长、第一副部长、部长。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1晋升少将。他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4年12月离休,1988年获一级红星勋章。

何云峰

  何云峰,男,汉族,生于1922年1月。四川省平昌县元山镇(原张公乡)长城村人。1933年(时年12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33军政治部宣传员。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直属政治处宣传员,第386旅772团政治处青年干事、连政治指导员,旅政治部组织干事、巡视员,营政治教导员。参加了神头岭、响堂铺战斗、“百团大战”和反“扫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10旅28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10旅28团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13军37师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上党、晋南、洛阳、淮海、渡江、南昌、滇南战役。

  建国后,任师政治部主任、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福州军区政治委员、顾问。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4年晋升少将。何云峰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朱兆林

  朱兆林,男,汉族,四川省平昌县板庙乡凉水村人,1907年11月出生在一个佃农家庭。朱兆林10多岁时就给地主家当短工打长工,饱尝了生活的辛酸,艰辛生活养成了他倔犟的性格。1933年6月,红军解放了平昌建立红色政权,26岁的朱兆林带头报名参加红军游击队,并且担任了一支由30余人组成的区游击队长。他领着这支新成立的队伍,积极配合县苏维埃政权打击当地的地主土豪,为红色政权的巩固日夜奔波。两个多月后游击队编入红军31军新兵营,朱兆林被调到军宣传队任分队长,从此他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行列。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1军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772团政治处宣传队分队长,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20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第2野战军13军39师副政治委员,第2野战军供给部副政治委员。参加了上党、淮海、渡江战役。在上党战役桃川追击战中,荣立一等功。建国后,任西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政治委员,西康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空军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军事法院院长,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4年晋升少将。1972年朱兆林离休后,将半个世纪的军旅生涯经历加以追忆和整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史料。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3年元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张 明(陈国家),平昌县澌岸乡陈家营人。未参军前,家有祖母、父母亲和兄弟姊妹共七人,父亲给地主陈大荣(确切的名字记不准了)当佃户,因劳累过度,没钱医治,饮恨死去。母亲拖着老小一家生活。不久他大哥只好外出打短工;10岁那年他也离开母亲,到曾口场给地主放牛。饥饿和棍棒是家常便饭。

  1932年6、7月间,有人从川北做生意的回来讲:有支叫“红军”的队伍从湖北、汉中那边打到四川了,很快就会打到我们家乡来。不久,有些国民党逃兵回来证实了这个传说。还说红军中有个徐总(徐向前)打仗厉害得很,同时对红军的传说也纷纷不一。有的说红军专门杀富济贫,没收地主财产分给穷人;有的说红军是长着大胡子的土匪,是共产共妻杀人魔王。

  1932年9月,红军果真来到他的家乡,先头部队打到了杀牛坪、青江渡。节节胜利,势如破竹,田颂尧的部队不是对手,溃不成军。澌岸沱这一带的军队、发财人听到红军的枪声,就吓得往成都方向逃窜。

  红军来后,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他们顽强的战斗精神和秋毫无犯的纪律,证明了红军是为穷苦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革命军队。乡里组织了赤卫队、儿童团,搞得轰轰烈烈的。他常常给红军送消息,悄悄带路去打地主老财。

  和红军在一起,他分享了战斗的胜利和欢乐。他决心跟着红军走,经再三要求终于在1932年11月参加了红军,分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那时他刚满13岁。

  在红军这个革命的家庭里,我得到了同志们兄长般的关怀和爱护,接受了革命的教育,逐步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以前那些不解的疑问都得到了解答。他懂得了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是为穷苦大众求解放的、谋利益的人民军队。他由一个放牛娃,逐步成长为一个为人民打天下的战士1935年他被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他随部队搞宣传、张贴标语,部队要到阆中。当时,他大哥本来也积极地帮红军背柴背粮,得知弟弟要跟部队走了,怕他受不了苦,就找到部队要求他回家,谁知他的决心早已要跟红军走,大哥急得哭了。部队宣传科长见此,先把我抱上马先走,由他给大哥做工作,就这样他离开了家乡和亲人。

   他跟着红军走后,地主土豪卷土重来。地主张大荣得知是他带着红军分了自已的财产,扬言要杀他。把他母亲抓来要人,交不出人来就把他母亲毒打得死去活来,逼着他母亲变卖了房屋、土地。母亲走头无路病恨交加,带着仇恨和思念离开了人世。老祖母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不久也离去了。大哥又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壮丁,年幼的小弟小妹无人照料,也被人卖了。一家人就这样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内调了上百万军队对红军进行 “围剿”,对外则继续对日寇一味妥协、退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中国工农红军离开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5月,他已从宣传队调到九军特务队。他们部队从剑阁出发,经江油、黑水到达查理寺待命,和中央红军会师。但这时上级传达命令说:红四方面军要南下打成都。为什么不和中央红军一起北上呢?他人小,也不清楚为什么。后来,中央政治局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才率领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由于张国焘的错误,带着队伍未回转,使部队在人力物力上蒙受巨大损失。历尽了千辛万苦,强渡大渡河,攀越党岭、夹金山,终于在1936年6月,在西康和甘孜地区和红二方面军会师,和二方面军共同北上。

  部队从甘孜出发,向茫茫的大草地进军。这里数百里杳无人烟,遍地布满泥泞的死水潭。看着象草地,人一不小心踏上去就会陷入沼泽里被污水呛死。尤其是风雨夹着雪雹不断袭击。被子陷入泥潭的、被虐疾夺去了生命的、冷死饿死的很多很多。而仍然活着落的,没有被这些所吓倒,粮食吃完了,就吃野菜、树皮,吃腰上的皮带。那时他才十六岁,人小体力差,在战友们携扶和关怀下,才占胜了风雪严寒、沼泽和饥饿疾病,和战友们一起终于走出了草地。

  过了草地,来到天险腊子口,守敌鲁大昌一个旅据守在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处。四方面军从正面近攻,他所在的特务队被选为突击队打先锋,生命危险更大。但战士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拼死也要拿下腊子口,打大部队打开道路。战斗开始,他们迎着敌人稠密的炮火,从山下向上冲锋,沿着石壁攀登,不少的战友倒在树叉上、石坡旁。战斗从第一天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消灭了敌人两个营,终于登上了腊子口天险,打开了通向甘肃的大门。

  有一次我们排奉命追击鲁大昌部下的一股散敌,战斗很激烈,不知什么时候,敌人的子弹射中了他的左腰,他没有发觉,不一边追跑一边射击。战斗快结束时,才发现他的腿裤被鲜血染湿了,才感到疲劳和头昏一头倒在地上。那时红军医药奇缺,卫生员用粗布蘸着盐巴水洗了洗伤口,然后用繃带包扎,就这样,二十天后,他又和战友们一起向北前进了。1936年10月,部队到达甘肃会宁地区与前来接应的一万面军会师了。

   三大主力会师后,上级送我到红大一课步校学习。不久他奉命到延安在中央机关做警卫工作。第二年又派到枣园中情部西北卫校学习。1939年9月,组织上派他和另外来4人去山西绥远搞情报。因工作需要,组织上把他的姓名由陈国家改为张明。

  到绥远的一路十分艰难的。敌人层层设哨检查严密。他们有电台和手枪。只有晚上行军,走很少有人走的荒野僻道。城近了,他们就趁黑夜找来木板搭桥,用布裹着脚,通过了一尺深的积水封哨沟并过了铁路,到达大青山区。

   到敌占区开始新的工作。重重的困难和危险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五人,三个是从白区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一个一直在陕北苏区工作,他虽属老兵但搞敌后工作,还是新手。由于日寇在这一带实行 “三光”政策,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艰苦,日伪特务密布。为了减少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群众的负担和危险,我们一直露宿在大青山山林之中,春夏秋冬,年复一年,忍受着炎夏、严寒蚊叮虫咬,保证了与延安的通讯。他们还们常常化装成小商人,走乡窜村,收集情报,观敌动向报给延安。

   他在大青山区战斗了四年零八个月,这里留下了我们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战斗情意,也留下了战友的音容笑貌和生命。1943年秋季的一天,小组长王聚德同志留下他和刘汉忠在山村里向延安发报,带着译电员小杨和李炽两个同志,到离驻地30里远的小火烧(地名)联络点去取情报,顺便想找些粮食。第二天拂晓,突然从小火烧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他和刘忠汉立即将机器收藏好。焦急等待战友归来。但一天过去了,三位同志仍然没有回来,第二天天还未亮,他又留下刘忠汉同志守护机器,自已下山打听情况,他到了小火烧,在一个被烧毁的窝棚架下,我发现了王聚德和小杨同志已倒在血泊中,离他们不远,也有一对老夫妇和他们的儿子也倒在血泊中在不远的一个山沟旁发现了李炽同志,他爬在地上,背上十几个枪眼,血肉模糊,肠子流了一地。看着这惨景,我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在西北卫校时,他俩就在一起,李虽然是从白区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但他特别吃苦,大家都喜欢他。太阳快下山了,他捡来许多块石头,捧了许多土,把三位同志埋在坡上,又用杂草遮盖老乡的遗体,回到驻地。在极大的痛苦中他和刘忠汉坚持完成五个人的任务。

  1945年5月,他被调回延安中情部,离开了大青山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失败,宣布无条件的投降。

  针对国民党的内战布署,党中央调遣十万大军驻进东北,组成东北民主联军,建立东北根据地。同时抽调两万多名干部进入东北。

  1946年元月,他随第二批干部团,由李富春、关烈、肖前同志带队前往。当部队走到承德时,党中央指示,由李富春同志率三分之一的干部赴东北;关烈、肖前率领三分之二的干部就地组织部队冀、热、辽部队,由程子华同志指挥。他留来了担任冀辽独立营教导员。

  1947年,独立营纳入东北野战军七十一团的一营。这一年他参加了平房子、松树嘴子、杨仗子、摇炉沟等几次比较大的战斗。

  松树嘴子,是敌人的一个很坚固的大据点,有两千多敌人踞守。

  他们接受任务后,先消灭了据点外的敌人,然后围住据点,不使敌人逃命,再从正面攻打城门,在我“瓮中捉鳖”之势的强大压力之下,守敌终被我全歼。

  战斗刚结束,敌人增援部队来了。他接受命令带领一个连,占领北面山头阻敌,掩护部队撤退。敌人以一个团,分三路向山头进攻,在十倍于我之敌的强攻下,全连战士毫无惧色,顽强地坚守着,敌人甚至开动三辆装甲车向我冲来,他沉着地指挥战斗,突然一梭子子弹向他头顶射来,警卫员赵祥奋不顾身地一把将我推倒在地,用身子掩护了我。由于后卫联络中断,他们从上午8点一直坚持到下午5点,们们才分三路撤下山头。

  敌人发现他们撤退了,就用三辆装甲车追击我们三路部队,他带着一个排沿着河套后撤,小通讯员王立之只身把敌人装甲车引向桥上……他直到淌过河,走上山路,被干树枝扎得钻心痛,才发现鞋子底不见了,还是警卫员赵祥背着他追上自已的队伍。只通讯员没有回来,大家都为他难过。认知这位十六岁、小羊倌出身的机灵鬼却出现在要走的队伍面前,大家都为他的勇敢和机智而高兴。

  在我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面前,国民党军队大量被歼,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进一步变化。

  中央军委决定首先在东北战场决战。命令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

  1948年,奉东北野战军的命令,他们营编入独立八师。在辽沈战役中,他们战斗在锦州义县、绥中和锦西一带,阻击了敌人从秦皇岛和葫芦岛来的援兵,保证了锦州的胜利。之后,他们又随主力部队向东北方向回师,打击援救锦州的沈阳廖跃湘兵团。在黑山、大虎地区包围全歼了廖兵团10万余人,廖跃湘也成了俘虏。

  辽沈战役之后,他们独八师编入八十一纵队,不顾疲劳挥师入关,开赴华北战场,与华北野战军协同作战,准备发起平津战役。

  部队进行到河北蓟县时,进行了整编。他们所部被改编为48军和41军同时进入密云关,消灭了密云守敌。又在怀来全歼了傅作义的暂三军。之后,分兵两路,48军从八达岭南口向北平西部挺进,驻青龙桥一带,41军从下花园到张家口驻扎,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北平外围的敌人。

  在我人民解放军的严密包围之下,北平守敌陷入绝境。由于我军和北平地下党的工作,傅作义率部起义。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和平解放了,平津战役结束。

  41军进京接管傅作义部队原所管辖的地方,我48军开到通州一带,进行整休和训练,准备迎接解放更大的战斗。

  4月,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48军经河北、河南过黄河跨湖北、渡长江、到达江西南昌附近,三个师分别江西挺进,142师进军金岗山,围剿肖家毕部;143师进军吉安,肃清散兵游勇;我们一44师向宁都进军,消灭黄振忠部。

  他们师向南丰方向挺进,采取拉网战术,先后消灭广昌、兴国、于都、石城之敌,然后围困宁都。黄振忠率残部据守翠微峰,这里地势十分险要,山峰陡峭无路可攀,许多天然石洞,敌三五个人守着一个洞,对攻打翠微峰困难很大。后四野指示,用一个月时间全歼该敌,并调来炮兵支援我师。有这种支援,实际上他们只用了两天半的时间,就全歼并活捉了敌首黄振忠。电影《翠岗红旗》就是这次战斗的情景。

  这次战斗之后,144师进驻广东、南康一带剿匪。1952年驻防湛江市,48军改为55军,他被调到炮兵团当政委。

  1954年4月至1957年8月,组织上送他到南京军事学院高级政治学院第二期学习,毕业后回55军军部工作。因严重胃溃疡,不能坚持部队紧张的工作,于1958年转业到贵州地方工作。结束了他的戎马生涯。原载《兰草区志》

胥克寻

  胥克寻(1892一1934),又名聘儒,长垭乡人。

  青年时代的胥克寻为养家糊口,农忙种地,农闲经营杂货生意,往返于江口、达县、渠县、营山、万县、重庆一带。

  民国18年秋,胥克寻经商达县,正值达县境内开办贫民夜校,组织农协会,他问校学员学些什么,学员便翻开书本给他读:“庄家汉,脚板翻,莫饭吃,莫衣穿;发财人,多逍遥,肩不挑、背不磨,喝鸡汤,穿绸缎;烂军阀,打内战,抽案税,逼苛捐,老百姓,喊皇天……”这些朴素明白的道理,启发了胥克寻的阶级觉悟。同年冬,胥克寻闻听李家俊、王维舟在川东起义,立即前往。刚入万县境就被清乡队跟踪,他只好转去周口(蓬安)买盐巴。沿途耳闻邝继勋在蓬安已建立苏维埃政权,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便急奔到起义地点,但部队已转入营山。他日夜兼程尾追起义队伍。经营山、达县、梁平等地得知起义部队失败的消息后才折身回家。

  民国19年夏,胥克寻去南充购盐,途经营山县消水河结识地下党人杨克明,并一做布疋生意。不久经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秘密交通员,活动在梁平、宣汉、大竹、邻水一带。民国20年冬,他在家乡暗中组织贫民“吃大户”,开展农运,以响应通江、南江的抗捐斗争。

  1932年底,红军解放江口北岸后,克寻派大儿光义和青年李络海等绕道找红军,已在家乡组织游击队坚持斗争。红军粉碎“三路围攻”后,他率领一百多名游击队集体加入红军,被任命为江口县红军独立营营长。l933年8月,为配合红军主力开展“营(山)渠(县)战役”,他率部潜回长垭、泻巴等地侦察刘存厚部兵力部署情况,秘密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组织运盐巴、运军粮。“宣达战役”拉开序幕,他率部痛歼民团,并随红四方面军11师解放达县。

  1933年11月,在江口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胥克寻当选为江口县苏维埃执委委员,任江口县独立团副团长。12月11日,出席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后,即投入反“六路围攻”斗争。他先后率部在达县的江陵、桥湾河、北山场和江口县的青凤一带多次与敌激战,配合红军取得胜利。敌人在节节失利下于1934年3月l4日组织敢死队进攻红军阵地红云台。3月22日,敌又以五个旅的兵力向红军东线中段进攻,红军主力撤出红云台阵地。此时,胥克寻身患痢疾,组织上让他随部队转移,他坚持留下掩护部队后撤,随将自己战马让给伤员。次日拂晓,烟雾蒙蒙,他和另一名战士且战且退,阻击敌军,撤至红云台后田家嘴,突遭伏兵包围,腿部受伤被俘。敌军用铁丝捆绑,逼他说出红军撤退路线,并要他投降,均遭胥克寻痛骂。敌军用刺刀戳他四肢,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壮烈牺牲。解放后,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胥克寻烈士称号。原载《平昌县志》

韩宗银。

  韩宗银(1914一1934),六门乡五马石(凉云村)人。

  韩宗银5岁丧母,10岁丧父,惟胞兄宗德是依。13岁给本村富绅韩尚学作义子,割草放牛、劈柴担水,起早摸黑终日劳累,稍有怠慢,便遭打骂,栉风沐雨5年,仅换得一套粗布衣裤。

  1933年,红军解放六门后,在五马石建立村苏维埃政权,组织贫雇农打土豪,分田地,帮穷人办翻身事业。韩宗银在红军干部的启发下,逃出韩尚学家,参加游击队。一个晚上,他站岗放哨,抓获两个不法分子押交乡苏维埃。红军见他机智勇敢,不久就派他去江口县委作交通局长。同年,经红军干部徐明鑫、陈崇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担任江口县委少共书记。

  1934年1月,红四方面军第一次撤离江口前一天,县委传达川陕省委关于红军部队撤离后做好地方工作的指示,令韩宗银去岳家区苏维埃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后当天返回县城随红军大部队撤离。他到岳家后分别通知在乡下的区委成员,会议一直延到晚上才进行。会毕他赶到县城巴河对岸己是次日拂晓,渡口和船只已被国民党军封锁,并在沿河渡口处盘查过往行人。韩得知红军已于日前午夜撤出江口,便返回六门乡从事地下斗争活动。

  红军撤离后,各地豪绅纷纷组织“清乡团”,大肆搜捕、屠杀红军家属及乡村苏维埃干部和积极分子。五马村的豪绅获悉韩宗银仍在六门场一带活动时,便密告六门“清乡团”团长,于193d年1月的一个晚上,将韩宗银骗在罗家院(凉云村九组)一丁姓家,乘其不备,夺下韩身背的大马刀,绳捆索绑押送六门场太阳庙施以“吊鸭儿凫水”、“烧八团花”等酷刑。韩宗银宁死不屈。清乡团长在韩口中逼不出红军的地下活动情况,即令团丁押送岳家交国民党二十军。途经涌水河,两个士兵将韩宗银拖放在一块门板上,手脚钉上铁钉,放入河中。牺牲时年19岁。原载《平昌县志》

刘伯坚

  刘伯坚(1895一1935),谱名永福,号铁侠、铸;国外曾用大野(冶)、毅伯笔名。龙岗乡人。

  伯坚幼年聪颖,七岁入私塾,勤奋好学,尤爱习字,五六岁后即能书写对联,作状词。12岁就读大舅苟俊生执教的“专修馆”攻读经史,又经二舅苟秉衡(武生)教习拳术,练习气功,骑马射箭,演唱川剧等。

  1912年春,伯坚去金斗寨高小学堂就读。一次学校以“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命题文,伯坚冲破“八股”框框,针对时事广征博引,指出古今一些文人“文不符质,虚饰华美,六朝陋习,殷鉴不远……”经校长批为“笔底波澜,历数文人无行之害,矢志上进,大器固不待晚成矣”。1913年春,伯坚考取巴中中学研究“新学”,攻英语、数学,但他认识到学校是新学不新,死水一潭,便毅然转入绥定联中。时值国势混乱,他深感辛亥革命并未给社会带来安宁、人民带来幸福。1915年秋离开联中,就读省立万县师范。在万县他目睹外国船只在长江流域横冲直闯,践踏祖国肌体而痛心。他奋笔疾书:“堂堂炎黄子孙,岂容洋奴欺侮,凡有血气之伦,莫不枕戈饮血”;面对复辟倒退势力,他呐喊:“再穿上黄马褂是对民族的侮辱,时代的背叛”,他决心从书本中走出去,“寻求救国之道,探索治国之术”。1918年春经友人介绍到嘉陵道驻保宁府(阆中)道尹陈炳坤处供职。伯坚办事认真,且文笔精练,深得陈氏器重。半年后给伯坚晋级加薪并举荐任苍溪县长,但他志不在此,婉言谢绝说:“不谋高官厚禄,志在求知报国。”是年冬,家乡佛楼、龙岗一带之数千农民武装抗捐遭到镇压,他通过官方搞合法斗争,迫使官府让步。不久,他毅然辞职并呈书父母:“父辈家非殷实,儿欲奋发深造,报围救民,不得不恒游远方求学。”在亲友的资助下,于1919年正月16日赴成都,考入师范学堂补习外语,作旅欧勤工俭学准备。“五四运动”在成都掀起波澜时,伯坚置身运动前列,同刘砚僧、李吉自人、袁诗尧等成立学生联合会,创办《星期日》周刊,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1919年8月,刘伯坚离蓉赴渝,9月抵北平,就吴玉章办的高等法文专修馆学习。1920年6月初离平赴沪。6月下旬赴法,7月初抵马赛、赴巴黎后,被分配到比利时霞洛瓦劳动大学半工半读。1921年初,伯坚由比到巴黎,研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和苏俄革命经验。加入赵世炎、李立三组织的劳动学会。1921年参与争取“三权”(吃饭、工作、求学)为主要内容的.“二、二八运动”。同年7月“抗拒中法大借款”和9月的“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等一系列革命斗争。翌年初,各地代表在巴黎共商建党事宜,刘伯坚回比建立和发展少共基础组织,同赵世炎周恩来等保持密切联系,进行政治活动。1922年8月,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原“少共”成员全部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刘伯坚担任中共旅比支部书记。1923年初秋,继周恩来后被选为中共旅欧总支第三届书记。1923年111月,党派刘伯坚、李会林等十余人第二批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刘伯坚被推选为旅莫支部书记,负责“东大”和中山大学二百多名党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担负旅莫华侨事务。1925年5月,国内爆发“五卅惨案”,全国形成罢工高潮。旅莫支部根据党中央决定,中国留学生分期分批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此时,旅欧的邓小平、李大章等三十多人,因在法抗议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被法政府驱逐出境,转到苏联学习,党决定亦由他接待安置。1926年春,冯玉祥军事失败,通电下野,携带家眷赴苏考察,并要求援助。共产国际为争取冯玉祥,派刘伯坚参加这一工作。5月9日晨,冯玉祥抵莫斯科后,刘同曾涌泉、武胡景以《挺进报》记者身份与冯接触。冯玉祥在苏考察3月,表示接受共产国际建议,并欢迎刘伯坚等一批共产党人到西北军去协助工作。1926年9月,冯玉祥、刘伯坚等回国后,收集旧部,重振军旅,由刘伯坚草拟《五原誓师词》。冯被推举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伯坚为政治部副部长。部队很快发展到20余万,以后在转战甘、宁、挺进陕西中,取得节节胜利。12月后,部队顺利出潼关。此时,刘伯坚结识王淑振(国民革命军宣传员),于1927年3月结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追随蒋,在军中进行大规模的“清共”活动,扣押审讯共产党员。在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伯坚将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护送出境。1927年7月,刘伯坚转移到武汉与周恩来会晤后,遵照党的指示,偕王淑振去上海从事党的秘密活动。1928年春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30年秋回到上海,与王淑振秘密前往中央苏区。1931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伯坚被选为中华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工农红军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不久,参加并领导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起义后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刘伯坚任该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刘伯坚留任赣南。由于当时苏区主要领导人不接受陈毅等建议,队伍遭受严重损失,苏区阵地越来越小,斗争越来越艰巨。直至1935年2月,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省级机关、部队,在仁凤地区陷入敌军重围中,不得不分五路突围。3月4日上午,刘伯坚在战斗中左腿负伤,落入魔掌。敌团长劝他“顺应潮流”,只要办脱党手续,便可得到“自由”和“重用”。刘伯坚断然拒绝了游说。3月9日,刘由信丰押解粤军第一军军部(大余县)囚禁,3月11日,移绥靖公署审讯室。在移狱途中,敌人故意押着刘伯坚从一条繁华大街(青菜街)走过,借此显示反共“战功”,恫吓人民,并从精神上瓦解其斗志。刘伯坚镇定自若,拖着沉重的脚镣,昂首走过大街。在狱中写有《带镣行》、《狱中月夜》等诗篇。

  3月21日,刘伯坚临刑前留下遗嘱:子孙后代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1984年,在平昌县城江阳公园修建刘伯紧烈士纪念碑,由邓小平亲题碑名,黄镇书烈士生平简介。纪念碑落成典礼时,杨尚昆、黄镇、魏传统等中央领导和烈士亲属及人民群众1600千余人参加了典礼仪式。原载《平昌县志》

苟先良

  苟先良(1912一1936)五木乡人。家境贫穷,5岁丧父、八岁丧母,兄弟3人赖祖母抚育。

  苟先良16岁就读私塾3年。民国21年春,考入得胜高等小学校,迫于生活,不满1年退学,随兄去汉中卖力营生。途中听说西乡马儿岩一带有共产党“打富济贫”,先良想去看个究竟,为兄劝阻。不久,红军越过大巴山的消息传来,他约几位伙伴去通江参加了红军。同年,苟先良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2月,先良入彭杨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并出席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结业后,留红四方面军总部工作,后调得胜山组建地方武装。4月中旬,他精选50名队员,佯给敌人送柴草,潜入敌后,增援通江杀牛坪一带红军,袭击敌军团部,解除敌人对左翼红军的威胁。红军撤离得胜鹦哥嘴一线,他率部作后卫掩护红军和群众安全转移。6月,苟先良出席中共川陕省委在通江新场坝召开的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被选为省委执行委员,会后,调省委宣传部工作。

  1933年8月23日,红军解放仪陇县,苟先良任仪陇县委书记,以一月时间建立儿个区、1个市、52个乡苏维埃政府。9月中旬,召开仪陇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并在各区苏维埃成立赤卫营,发展赤卫队员6千人。

  苟先良在仪陇任职时,重视青少年的教育培养,动员有一定文化的青少年组成“錾花队”,镌刻红军标语,组织俱乐部,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组织站岗放哨,监视敌特。曾缴获敌人钢枪10余枝、迫击炮2门,受到团组织川陕省委主办的《青少年先锋》报表彰。

  1933年冬,杨森部进犯仪陇,苟先良提出誓死保卫红军总司令朱德故乡的口号,动员仪陇人民积极投入反“六路围攻”。他指挥游击队配合红军在白塔山、金子山、金城寨等地击败了进犯之敌。

  1934年元月,红军收缩阵地后,苟先良调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工作。他终日奔波于山径田野,走村串户,发动300多名青壮年参加红军。

  1935年6月16日,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苟先良见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

  8月15日先良率团省委机关工作人员随军征进,6月下旬,被派去崇化县任县委书记。1936年7月,随军北上,将出草地时,率部与敌作战中牺牲。原载《平昌县志》

责任编辑:黄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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